dpu 我认为，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上有比例原则，即处理相应事项或问题时，所选择适用的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的强度，要与所处理事项的性质相适应。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重建施加过不少影响，联邦制、多党制、三权分立都体现出美国影响俄罗斯的痕迹。我国司法公开的六个公开（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只包括审判管理信息和审判、执行信息的公开。
第1条规定，法院活动信息是由法院、司法部、司法部机构或法官协会组织和相关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直接产生或从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如对环境信息公开的规范就已经逐步建立、完善。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清单由联邦法律规定。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出的数据也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2008年2月7日，总统批准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发展战略，确保国民能够更好的获得信息和技术，而且加强了国家机关在信息领域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责任。
但是，我国司法公开规范也有值得改进之处，如重视公开内容而忽视公开形式、重视主动公开的权力而忽视公民要求公开的权利、重视公开行为的责任而忽视不公开的后果及赔偿责任，等等。如果说我国于2009年前后实行的从审判公开走向司法公开是一次跨越的话，那么从司法公开走向法院信息公开将是下一个新的超越。在参与吃请上，德国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超过15欧元的吃请，因一顿饭钱获罪的大有人在。
党内的各项规定应该是党内法规的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法律规范的逻辑性。干部执行作风建设制度的具体情况如削减文件会议、下基层深入群众、公务接待等要进行公开。二是制度执行情况要公开。制度的不完善并不是指我们缺少制度规范，而是指制度规范在没有被遵守或没有被很好执行的情况下，不能对违反者进行制裁，导致制度规范形同虚设。
这也带来了处罚的随意性。 2013年6月，《人民日报》对当下阻碍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有效落实的因素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制度建设成为网友和基层干部最为关心的话题，29%的网友和31%的基层干部都认为制度缺乏一些具体细化标准，制度建设需要跟上。
这就造成了法治面前的不平等和纪律面前的不平等，是典型的在法治框架下实行人治。通过量化标准，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防止出现弹性和模糊空间。 核心提示： 四风问题由来已久，却屡禁不止。如芬兰规定，公务员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礼品、宴请、旅游或荣誉头衔均视为受贿，除罚款外，最高还可判处2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判处4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没有考虑到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支出管理的薄弱与失控，不去从这个根本原因去考虑解决办法，而是林林总总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制止公款消费现象的规定，导致这些规定往往是低效甚至是徒劳的。再如在深入基层问题上，可对领导干部每年到基层走访时间、走访群众、随行人员等作出具体的规定。既要提高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又要降低公务员违纪违法出局的门槛。如在厉行节约问题上，现行的规定包括出国团组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和高消费娱乐，但对标准是多少，缺乏具体规定，使得干部在实际操作中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的随意性与制度的规定性相背离。
无论是中央的八项规定还是中央的六项严禁，都是根据《党章》和《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在内容上不具有新颖性。这一处罚不仅关系到对违反者本人的处理结果，也关系到对其他工作人员警示教育的效果。
制度规范对违反者的惩处不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先后对四风问题作了重要论述。
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就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每年驻村不少于6天，走访不少于40户，随行人员限定1-2人，总共不超过一辆车。又要在惩处上加大力度，使其不敢。信息公开既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又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前提。再如，在禁止红色名片问题上，我们不如将禁止改为放行，规定公务员同事之间礼金来往不得超过100元，红色名片满天飞又何妨？如果规定公务员接受私人吃请每人不得超过50元，我想，AA制就离我们不远了。如英国自2009年起对外公布200余名高级公务员的接待费用，项目多达1700项，包括观看歌剧、板球比赛、出国、出席庆典等。
制度规范政出多门，内容相互交错。可能在教师们眼中，他们收的红包又怎么比得上官员逢年过节收的红包。
从主观上分析，有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攀比心理作祟、从众心理的原因，客观上分析，还是在于制度的不完善。这里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杜绝官员的红包，就会有像教师们一样的攀比。
信息公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规定本身要公开。 整治四风更应在制度的细化和可操作性上下功夫 古人云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今年5月，中纪委发布消息，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邓小平曾说，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明确纪检监察等部门不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怎样的渎职责任，防止选择性执法。因此，在坚持宽严适度总的原则下，对违反者的惩处要落实到位，决不能以批评教育、经济处罚代替组织处理、纪律处分，软化、淡化追究效果。
同时，在制度建设上还必须牢固树立制度重在管用不在多寡，制度重在执行而不在新旧的观念，废除不管用的制度，确保制度规范出台一项、细化一项、执行一项、管用一项。但是《八项规定》执行以来，从中央到基层，仍然相继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公然违反八项规定，大肆追求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行为，各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承载了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师，堂皇地收取了学生的红包，又如何能坦然淡定的给学生们传道。信息公开既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又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前提。
纪检监察等部门既要公平执法，又要平等守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先后对四风问题作了重要论述。
通过量化标准，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防止出现弹性和模糊空间。而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没有考虑到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支出管理的薄弱与失控，不去从这个根本原因去考虑解决办法，而是林林总总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制止公款消费现象的规定，导致这些规定往往是低效甚至是徒劳的。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作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的决定。如果法律只是选择性的被遵守、选择性的被执行，违法也只是选择性的受到追究，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手中的工具，这无疑就变成了法治框架下的人治。
在参与吃请上，德国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超过15欧元的吃请，因一顿饭钱获罪的大有人在。第一，明确对违反者的法律制裁后果。
如在公务接待问题上，现行的规定包括不得提供香烟、高档酒水、四菜一汤，但到底什么是高档酒水，四菜一汤多少人吃，几荤几素，费用标准多少，缺乏具体规定。防止 小恶，必须在制度的细化和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使其不能。
有的甚至是领导重视的案件就追究，领导不重视的案件则往往不予追究，导致对相同职务级别、同一类别案件、相似违纪行为产生不一致的处理，比如同样违纪行为，有的被警告、有的被撤职。当把不管用的制度废除的时候，当管用的制度细化到可操作性的时候，当可操作性的制度又被遵守和严格执行的时候，我们必然在法治建设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